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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庙也即是孔庙，高密孔庙所在，正在城北偏街东南。
庙前无街，只有通衢大路贯通南北，加上距离城郭较远，周围也无民居，倒也是一个地域宽阔适合人员聚集的好地方。
由于此时还是隋末时期，山东各地的文教事当然不如明清时期兴盛，所以这个时代的高密文庙规模也是不大，也就前后两座规模不大的明堂，外加四舍厢房。
须得知道，这隋末时代科举也才刚刚方兴未艾，各地对孔子和儒教的推崇还没有明清那么狂热，也就只有孔子老家的山东地区才有此规模的孔庙，且各地建置孔庙之事，也是始于北魏孝文帝，直到唐太宗以后才出现各地乡县皆建殿设庙的情况。
而此时的高密孔庙，前堂名曰先师殿，后堂为崇圣祠，然后四舍厢房则分别拨给工作人员作为安居和进学之所，占地大小不过数亩规模。
只是，这日一早也不知道谁人组织，便见得至少上千身穿青衫、儒袍的文士书生竟是不约而同地从各处用来，带着笔墨纸砚还有祭祀诸物前来庙祀。
因为从传统来说，文庙也属于公庙，需要承担地方社火的组织和一些文事方面的活动安排，所以是直接受地方教谕领导，所谓庙祝（工作人员）也是属于官府六房文吏的编制。
而今日既不是年节，也没提前通知有安排什么活动，所以对这突然出现的人员集聚，文庙的工作人员当然知道肯定事出有因，也就急忙派人去了高密县衙通传，而高密如今的民政系统是天凤军直属，虽然此时也才以最快的时间通传到了黄小刚这里。
一听有大量文士儒生聚集文庙，黄小刚先是一愣，对左右问道:“莫非今日是什么节气？”
左右皆是负责版印的工匠，按道理说也都是晓文识字的文化人，可却没人接茬表示今天的确是可以搞祭祀的节日，于是黄小刚就有些纳闷了，忙也丢下手中的试卷走出门来，向一旁正在支应匠人做事的皇家书局管事王迎秋问道:“本地文士可是常有祭祀文庙之事？”
王迎秋本就是高密本地人士，且是个在本地打理半辈子杂货铺的老掌柜，对地方之事倒是很熟悉，闻言便也摇头道:“我乡文教虽说兴旺，但文事并不繁多，想来今日却非祭祀吉日。”
听得王迎秋如此说道，黄小刚便也随口低声咕哝了一句道:“怪了，难到这个时代就有人开始玩哭庙了？”
黄小刚口中提到的“哭庙”，具体来说是一种在明清时期，尤其是明朝差不多被人玩坏的一种组织实施“大规模群体性聚集事件”的经典由头，明朝因为经济发达，人文荟萃，来自殷实之家、中产阶级的读书人渐渐成为当时的一股重要社会监察力量，当官府有不法之事不当之举，士子们每每聚集文庙，作《卷堂文》，向祖师爷孔圣人哭诉后，更召集民众向上级官府申告。
而其中最有名的，也是导致黄小刚能知晓和记住“哭庙”这两个字和其中含义的总要事件，也就是清初著名的“金圣叹哭庙案”。
所谓的“金圣叹哭庙案”也即是一件发生在清朝顺治末年的重大政治事件，当时也即是顺治十六年事，苏州一代发生灾荒收成大减，本来富庶的江南水乡变成了饥民遍地的灾区。清政府本应减免粮赋，救济灾民，可是江苏巡抚朱国治和新任吴县县令任维初不顾百姓的生计困难，照常催逼粮税。
且更为可恶的是，县令任维初竟监守自盗，私吞公粮，中饱私囊，数额高达三千多石，其亏空部分却要灾民悉数补偿。百姓对任维初恨之入骨，苏州本地文人倪用宾、金圣叹等诸多生员更是怒火中烧，决心把这些贪官污吏赶走。
到了顺治十八年二月初一，顺治皇帝驾崩，哀诏传到苏州，巡抚以下官员各在府堂设立奠幕，并按规定哭灵三日。倪用宾、金圣叹等人认为，正好借哭灵之机控告任维初等人的贪污残暴，惹起众怒，达到驱逐贪官的目的。
于是到了二月初四这天，诸生员近百余人来到当地孔庙鸣钟击鼓，又一起来到府堂哭告。
一时之间，跟随者达到上千人，号呼奔走，群情激昂，震动了整个苏州城，酿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。当地抚臣见此情景大惊，不但不体恤民意，相反却立即派兵捉拿，示威群众经不住刀砍马踏，哗然而散，金圣叹等十一人被当场捉拿，下入狱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