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.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我在时任中顾委常委的伍秀泉首长处担任警卫员。
首长为人和善、不摆架子，第一次见面时，就细细问我叫什么名字、是哪里人，又问起家里父母兄弟的情况等等。我一一照实说了，首长夸汉中是好地方，还问我知不知道有个典故就出自我们城固县？说起小时候的穷苦事，首长三两下就问出来我的乳名叫“小乖”。他一听，忽然盈盈地笑弯了眼：“小乖啊……”我羞得满脸通红，秘书同志也在一边假装捂嘴咳嗽，首长才说：“不逗你了，我以后还是叫你小陈吧！”
平易近人，这就是我对首长的第一印象。
有一阵解放军出版社计划出一套丛书，为对革命做出过杰出贡献的高级将领着书立传。首长是老红军了，出版社的同志便经常登门拜访，或把书稿送来请他审校。
那段时间，他经常一个人伏在案头，一看就是一整天。有一次我进去添茶，他正静静地盯着一张旧相片出神。我故意弄出些声响，他如梦方醒一般抬起头，眼眶已然微红。一见是我，他的神情竟然更加恍惚起来，我心头一慌，忙喊了声“首长”，他才恢复如常，招手叫我来看。
“这是‘文革’结束以后，古月邦同志特意去档案馆找到，翻印赠送给我的老照片。原片是1926年拍摄的，我们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休养所。前面站着的是汪家详和章问天同志，后排那个高个子是朱睿同志。”
接着，首长又指向一个柔和的轮廓，温声道：“这是刘博兼同志，当时的中共旅莫支部书记，我们的大家长。”
刘将军的事迹我听说过。红军主力部队实行长征，他奉命留守赣南，在带领部队突围时被捕，后英勇就义。都是首长的旧识——我偷偷瞄了一眼陷入沉默的首长，他却没在看我，指腹轻轻摩挲着那有些模糊的人脸，好像透过这薄薄的相纸，看到了一段厚厚的往事。
一种异样的感觉从脑海中掠过。
我继续浏览着照片，不一会儿便寻到一个有些稚嫩的脸庞：“首长，这是不是你？”
首长的嘴角微微抿起一个弧度：“嗯，还是个细伢呢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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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二五年深秋。海参崴。
近黄昏了，彼得大帝湾漆黑的海水已经镀上了一层浅金。黯淡的天幕下，一辆运煤的列车正载着一百多号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，缓缓驶出海参崴，沿着西伯利亚铁路朝“红都”莫斯科进发。
远东的寒冷已沁骨入髓，车厢里有人不断地抱着木柴添进火炉。在三层光秃秃硬邦邦的木板床边，有一个清俊少年坐在角落，拢了拢身上并不合身的旧短大衣。列车员送来面包、黄油和方糖，同行者见状纷纷撇嘴，感到难以下咽；角落的那个少年却只一笑，起身将黄油和糖都放进碗里，用开水一冲，顿时甜香四溢。他抱起汤碗、就着面包，大口大口吃起来。
车窗外，挂满冰雪的针叶林不断向后退去，接着是荒凉的西伯利亚大草原和远方黑恫恫的群山。第一次踏出家门的少年把脸贴紧玻璃，好奇地打量着外头的一切：白雪覆盖的斑驳牧场、质朴的俄罗斯村庄与燃起的点点炊烟……与沔水边的武昌城相比，这是个完全不同的新世界。他怀揣着这种兴奋，连运煤车上恶劣的环境也显得不那么难熬了。
列车开了近一周，最后，在诸圣节当日的清晨抵达了莫斯科库尔斯克站。
拎着一个薄薄的旧皮箱，少年难掩激动地跳下火车，深深吸了一口北国寒冷凌烈的空气。
那是时年十七岁的伍秀泉。
办理完入学手续的下午，有一批先行留苏的同志前来慰问。伍秀泉是这一批留学生中年纪最轻的，个头也小，此时在这几十号人的房间里被挤到了边缘，只得贴着墙根站立。他努力踮起脚，越过攒动的人头和肩膀，总算看见了来慰问的同志。为首的那位站在众人中央，年纪三十左右、英俊得恰到好处。他浅灰色的法兰绒衬衫外套着一件深色毛衣，柔和热忱的笑容笼罩在暖黄的阳光下，格外亲切。